“……《射鵰英雄傳》中，金梁所虛構的很多人物可與歷史人物比肩，甚至可以凌駕於歷史人物之上。這樣的寫法，其實是每一個小說家的內心深處的**——那種重構歷史的野心與夢想。雖然郭靖堪稱是目前爲止武俠小說人物中影響最大的一個男主角，但我個人卻對郭靖很不滿意，因爲過於完美，完全是金梁自己極端理想化的YY產物，是反傳統俠文化的極端存在。如果將來有什麼武俠英雄人物品評榜的話，我認爲四個字足以形容：無可置評……”
“……在金梁小說中，行俠仗義似乎是所有英雄俠士不言而喻的事情，很有點‘原善’的味道，但對於爲什麼要行俠仗義、如何行俠仗義其實是存在很大悖論的。《射鵰》中，郭靖同樣遇到了這種‘精神危機’，以至於‘翻來覆去的想着，越想越是胡塗。’丘處機給他解道，但丘處機武學修爲不夠，郭靖並不信服，後來被師父洪七公的一番‘義正詞嚴’的棒喝所驚醒，從而成長爲一代大俠。然而，如果我們細究洪老叫化的一番話：‘老叫化一生殺過二百三十一人，這二百三十一人個個都是惡徒，若非貪官污吏、土豪惡霸，就是大奸巨惡、負義薄倖之輩。老叫化貪飲貪食，可是生平從來沒殺過一個好人。’其中大有疑問，每個人殺人都理由，都認爲對方是惡徒、該死之輩。但誰有權力作爲審判者，缺席的審判無法令人信服……”
“……至於乍一聽很厲害的‘俠之大者，爲國爲民’。從解構主義的觀點來看，沒有什麼大詞是不可質疑與天經地義的。一切所謂的‘確定不移的客觀事實’的背後都有統治者的影子。我們都曾經經歷過爲國家爲人民的利益而犧牲小我的宣傳時代，到頭來只是一場噩夢……”
“……理想本來是美好的。它是一種愛，對人，對生命的愛。這種理想有理由爲人們所信奉，然而當一種爲理想而獻身的行爲被作爲生命的最高意義而被提倡時，人、生命往往成爲一種手段而存在。在這樣的一種追求理想的過程中，每一個人，每一個個體自身卻沒有價值和意義。當犧牲者被作爲榜樣提倡時，無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隨者。‘經死亡之路踏入黃金牧地。’這樣，理想漸漸成爲須不斷用生命填入的無底黑洞。死亡成爲理想的必經之路……
“……‘俠之大者，爲國爲民’其實就是一劑披着養生外皮的迷幻湯，許諾國家神話的道德紙冠，讓每個人不斷奉獻寶貴的生命，爲所謂的武俠江湖正義鞠躬盡瘁，意爲‘嘔心瀝血竭盡全力，貢獻出自己的一切’。在這裏，作爲個體的個人已經完全不重要，國家和人民成爲終極目的。處處洋溢着‘多難興邦’的空頭豪情，‘生於憂患、死於安樂’的自我譬解……”
“正所謂：俠之大者，本是心魔；爲國爲民，更是虛妄；法尚應舍。何況非法。”
司浩然本來就是網絡上赫赫有名的大公知，而自嶺南大學副校長的職務上退下後，更是愈發跳脫。漸漸朝着無國家無政府主義者的路子上走去，反倒聚斂了相當數量的鐵桿擁躉。最後搖身一變，乾脆成爲了嶺南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。
他的這篇文章洋洋灑灑萬言。保持着他一貫的犀利檄文風格，字字刀槍、句句徹寒，刊載出來以後，頓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！
南主任趁勢而爲，狠狠發力，一衆親南國廣電系的學者媒體人和職業黑子紛紛跳出，狐假虎威，跟在司浩然身後一起批駁“俠之大者，爲國爲民”。
然而，是非曲直，人心自有公論。
現代社會已經遠遠不是幾個所謂權威級專家跳出來說一說，民衆就乖乖奉爲真理教科書的年代，所以這股黑風剛剛捲起有擴大趨勢，以十倍百倍計的支持者便更加洶湧地反撲回去。
第一個慨然發聲的還是著名歷史學家、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、“歷史講壇”主講人之一的廖翎傑，老先生連夜疾書，次日便在《首都日報》發表《爲國爲民，究竟是誰的心魔與虛妄？》的反擊文章。
一個《首都日報》，一個《南國週刊》，一北一南，皆是國內影響超一流的報紙期刊，連標題起的都是撕破臉式的針鋒相對，可見老先生內心之激然不滿：
“……‘爲國爲民，俠之大者’絕非反傳統的虛妄，更不是作者的心魔妄想，恰是金梁對傳統俠文化最大的創新與超越。俠有大小，義有輕重，傳衝俠文化多囿於小俠小義中。遊俠、豪俠主要體現了文人的理想，來自精英的文化層面，他們‘傲帝制、篾王侯、平尊卑、輕名節’，打抱不平，不計名利，超然物外，‘意輕千金贈，顧向平原笑’、‘但令知心盡，何用返封侯’，表現出一種不受世俗羈拘的自由人格精神。官俠則反映了市井細民的追求，他們看重功名、希望通過自身武藝而封妻廕子、榮耀門庭，帶有濃厚的世俗氣。廣大民衆在心理上渴望俠客們鋤奸懲惡，抱打不平，但又希望避免出現俠客草菅人命的現象，於是爲俠客設計了一個集官餘俠與一體的身份……”
“……先秦遊俠的重信守諾與輕生重義多爲一己之義，如鼎鼎有名的四大刺客專諸、豫讓、聶政、荊軻中只有荊軻刺秦和國家安危有關，然而他也是爲報燕太子丹知遇之恩，他們的義多有士爲知己者死的味道。唐代的紅線夜盜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牀頭金盒，聶隱娘爲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屢退刺客同樣無對錯正義邪惡之分。明代的官俠們更是具有濃厚的忠君報恩思想。而郭靖的義卻是建立在正義的基礎上，他不會做出爲報一己之恩仇而傷天害理的事，他寧願自己受傷都不願意自己所信奉的原則受到破壞……”
“……救人於危難之時助人於困窘之際是俠，鋤奸去惡同樣也是俠，但與郭靖固守危城襄陽十年之久，孰輕孰重，不言而喻。金梁首次將俠昇華到爲國爲民的高度，爲俠注入了新鮮的內容和永恆的活力。當代社會是高度法制化的社會，靠一兩個俠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救民於水火之中已不可想象，原有的俠文化中的許多東西都已不具有實踐意義，更何況政府也不會允許這種遊離於政府控制力之外的人存在。此時，金梁適應了社會的發展，賦予俠義現實意義——爲國爲民，使之從更廣的意義上豐富了俠文化……”
“……就像‘守襄陽城的只有郭靖，黃蓉守的是郭靖’，看人看事看文學作品，應當透過形式看本質，這樣一種爲國爲民爲正義，堪稱現代人思想典範和理想人格的箴言，居然被曲解爲心魔和虛妄，足見有些人的心魔之重，虛妄之甚。實際上，這種俠恰恰體現了當代社會中現代人的一種理想人格。郭靖黃蓉他們雖然生活在小說中虛構的古代社會，但他們的所思所想無不對現實具有借鑑意義。郭靖行身處世的方式，對真摯親情友情的追求，對社會公義的維護，對國家與人民的熱愛都足可以作爲每一個現代人的典範……”
“……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俠，‘俠之大者，爲國爲民’這是金梁對俠的理解。在我認爲，真正的俠者，要有爲國爲民之仁心，不可爲而爲的勇義，能夠將心融入江湖、國家，爲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奮鬥。在當代社會，俠同時又是一種風度，能夠從容、灑脫的面對生活，無愧於心，無愧於國，便是俠……”
“俠，別問別人，問自己的心。唯真英雄自本色，唯真名士自風流。俠之大者，爲國爲民；俠之大者，萬古流芳。”(未完待續。。)